（本文作者巫景飞富深所，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）
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探索之路上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始终是备受瞩目的核心议题。近期，余永定教授(《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？——基于经济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分析》)与阮加教授（《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：信用货币时代的再审视》）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，在学界和决策端掀起了广泛地关注。两位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现实依据，各抒己见：余永定教授认为没有什么消费驱动，投资和技术进步才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。阮加教授则主张消费与投资是动态互动的关系，消费对投资有着至关重要的牵引作用。
这场学术交锋背后，折射出经济学研究长期存在的认知鸿沟 —— 我们究竟该以何种视角解读经济增长？传统增长理论习惯站在 “上帝视角” 俯瞰全局，将投资、技术进步等要素简化为可随意调控的变量，却恰恰忽视了经济运行最真实的微观肌理。这种认知方式的不同，正在现实中引发深刻的矛盾与困境。
一、市场经济下恐无 “上帝视角”
在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中，经济增长往往被拆解为投资、技术进步、劳动力的简单函数。这些理论如同精密的数学模型，却刻意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：究竟是谁在进行投资决策？技术创新的动力源自何处？这种 “上帝视角” 将经济系统抽象成一台由外部力量操控的机器。余永定教授提出的 “政府加大新型投资带动经济”，正是这一思维的延续 —— 仿佛只要政策之手按下 “投资启动键”，经济就能自动驶入增长快车道。
不过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为拉动GDP，未做好前期调研，盲目上马高铁新城、产业园区。项目建成后，预期的商业繁荣和人口聚集并未出现，写字楼空置率高，大量基础设施闲置浪费。这些曾经热闹一时的建设项目，如今已成为城市的 “伤疤”。不仅如此，某些 “新基建” 项目也未能幸免。某地投资数十亿元建设大数据中心，由于技术更新换代快、市场需求不足，最终只落得服务器闲置、运营成本难以为继的结局。
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，恐难有“上帝视角”。
传统增长理论的另一个缺陷在于，它假设技术进步可以从外部注入经济系统，并自动转化为生产力的提升。然而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，技术进步并非凭空而来，而是与企业的创新激励、市场的需求拉动、人才的培养与流动等微观因素紧密相关。
因此，忽视市场机制和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力，难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。经济增长的方程式不应是简单的投资与产出的线性关系，而应是一个包含多元主体、复杂互动的动态系统。
二、亟待解决的微观困局
数据显示居民储蓄规模屡创新高，消费市场尚未饱和，问题藏在微观层面的深层中。老百姓爱存钱，不仅是节俭传统。在我国，其实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实现了制度上的全覆盖，但养老金的替代率（养老金与在职时工资的比率）仍然不高，难以满足部分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需求，需要依靠自己的储蓄来应对养老生活中的各种开支。尤其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，医疗服务的保障水平有限，一场重大疾病可能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。为了应对这些潜在风险，居民不得不增加储蓄，减少当期消费。
收入分配失衡同样是一个重要因素。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趋于饱和，而低收入群体恐无力消费。据统计富深所，我国收入最高20%的家庭与收入最低20%的家庭的消费支出差距高达数倍。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衡，导致整体消费市场的动力不足。
此外，金融体系市场化不足也是原因之一。近年来，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，但适合普通投资者的安全、稳定且收益相对较高的投资产品仍待增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许多居民只能选择将资金存入银行，不过银行存款利率却持续走低，居民财富的实际购买力随之下降。
在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下，部分需要 “输血” 的中小企业、创新企业面临融资寒冬。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，它们在促进就业、推动创新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由于中小企业往往缺乏抵押物、信用评级较低，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，更倾向于将资金贷给大型企业或政府项目。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长期存在，限制了它们的发展壮大。
三、中国增长奇迹的底层逻辑
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，中国经济腾飞常被简单归结为 “投资驱动” 或 “出口导向”。但真正的成功密码，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活了微观主体的活力。老百姓存钱不是因为不爱消费，而是期待通过买房、创业实现未来更好的生活；企业扩大生产不是盲目跟风，而是瞄准国内外市场需求。这种 “以消费为导向的投资” 逻辑，成就了 “国际消费 — 中国制造 — 储蓄再投资” 的良性循环。
在改革开放初期，我国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机遇，通过引进外资、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等方式，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。沿海地区凭借其地理优势和政策优惠，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。这些企业生产的商品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部分需求，还大量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，消费能力也逐渐增强。居民的储蓄为企业的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，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、提高技术水平，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。
这种良性循环的关键在于，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相互促进。企业的投资不仅满足了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，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，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。而居民的消费则为企业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，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投资力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政府的角色主要是提供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，为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。
不过当下这个循环正面临挑战。国际贸易壁垒切断了 “世界工厂” 的外部需求，国内消费暂时难以填补缺口。近年来，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，出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。以美国为例，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，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了多轮高额关税，涉及众多行业。
四、回归人本经济：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
这场关于投资与消费的争论，本质上是传统理论与现实脱节的体现。传统增长模型以“上帝视角”宏观抽象看问题，往往将 “经济增长” 异化为终极目标，却忘记了增长的本质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破局之道在于彻底抛弃 “上帝视角” 的傲慢，回归经济运行的微观本质。不能再停留在宏观数据的表面，而要聚焦社保完善、收入分配改革、金融体系优化等深层次问题；经济理论研究也需要走出模型的桎梏，真正关注每个普通人的选择与困境。毕竟，经济不是冰冷的数字游戏，而是亿万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在社保完善方面，政府应加大对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等基本保障体系的投入，提高养老金的替代率，扩大医保覆盖范围，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。例如，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，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，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补充养老保险，为老年人提供更充足的经济保障。
在收入分配改革上，通过税收调节、转移支付等手段，缩小贫富差距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，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，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。同时，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，严厉打击偷逃税行为，确保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。
金融体系优化方面，应加快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，发展直接融资市场，为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。完善金融监管制度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，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。例如，可以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，推动注册制改革，让更多的优质企业能够通过上市融资；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，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。
最后我想说的是，我们不必再执着于争论 “投资还是消费主导增长”，这场争论或许没有完美答案，但它至少提醒我们：在复杂的经济现实面前，保持谦卑与反思，远比任何理论教条都重要。
中国经济的未来更在于每一个微观主体的活力与幸福感。只有当企业和居民能够在市场中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，当创新和创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，当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实实在在的好处，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地繁荣发展。
第一财经一财号独家首发，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。
巫景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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